“奇怪的婚姻”:歇斯底里与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

“歇斯底里”(hysteria),中文译作“癔症”,源自意为“子宫”的古希腊文。从其词源上看,它是女性所患的病症。在历史上,歇斯底里也的确长久地被视作一种女性病,其症状多种多样,包括抽搐、躯体麻痹、感觉丧失、为什么斯喉咙梗阻感以及过激的情绪表现等。古人曾将歇斯底里的发病原因归为子宫脱离原位,在体内游移。柏拉图的《蒂迈欧篇》就指出,女人身上的子宫,有怀胎的欲望;如果长期禁欲,就会烦躁不安,漫游于身体,阻塞呼吸,带来极度的痛苦从而引发各种病乱。这种观点在西方历史上影响深远。到了近代,人们逐渐认识到歇斯底里与机体的器质性病变无关,而与发病主体的精神或心理状况有关,其中社会环境又是重要的外因。19世纪末是这种观念转变的重要时期,法国医生夏尔科用催眠术来观察、分析和治疗患歇斯底里的女病人,而弗洛伊德又进一步探索了该病形成的心理机制。歇斯底里对精神分析理论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有人认为后者可以看作歇斯底里女病人之子。

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发布了第三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 Ⅲ),歇斯底里失去了作为一种明确的临床疾病名称的地位。几乎与这种医学观念转变同期,歇斯底里却被“以女性主义之名”重新诠释。时值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兴起,女性主义者纷纷指出,歇斯底里不是一种神经症(neurosis),而是一种社会病(sociosis),是“男人在异性身上发现的难以解释和难以掌控之处的夸张的医学隐喻”。那种难以平抑的躯体症状也不是纯粹的医学症候,而是文化塑造出来的,是压迫形式的具象表达。正如伊莱恩·舒瓦尔特所言,这时的女性主义将歇斯底里视作通过非语言的身体信号传递的“原生的女性语言”。

卡罗尔·卢森博格认为,歇斯底里女病人既是时代文化的产品,也是其控诉者。她以19世纪的美国社会为例,指出这种病症根源于与性别有关的社会规范。相关社会规范制造的理想女性是这样的:柔弱、优雅和敏感;经济上依赖,情感上顺从;在壁炉和育婴床旁传播爱、关怀、安宁和欢乐。与之相对,独立性、进取心、好奇心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则被视作男性品质,是女性不该有的。但是,依据这种理想培养出来的“小女人”根本适应不了社会现实,因为合格的妻子或母亲角色恰恰需要理性、刚强、自我牺牲等品质以及承受痛苦的能力。没有力量适应这种现实的女性感到被社会无情地抛弃了,歇斯底里成为她们无意识地表达不满的一种方式。一旦罹患这种病症,她们既可以正当地放下繁重的日常家务,躲避现实,也可以获得她们感到缺失的周围人的注意和关爱。

戴安娜·亨特重新分析了19世纪末歇斯底里的著名病例——安娜·欧。该病例出现在弗洛伊德和布罗伊尔合著的《歇斯底里研究》一书中,并被后者称作“全部精神分析的种子”。年轻的安娜·欧发病时症状多样,除了体重急剧下降、胳膊和腿以至全身的痉挛、视觉和听力异常、梦游、情绪失控等,还包括言语功能异常,无法正常地组织使用作为母语的德语,却能流利地说英语、法语等外国话。弗洛伊德和布罗伊尔都没有对这种语言症状作出充分解释。但是,亨特认为这里暗含着一种反抗的动机:安娜·欧是在无意识地愤恨和拒斥正统犹太人家庭中女儿所处的卑微地位。语言规则事实上与文化规范相互纠缠。在父权制社会中,遣词造句的能力又与对男性威权的接受、对性别等级制的默认密不可分。而人的主体意识的萌发、世界观的建构也正是肇始于对语言结构的逐渐习得。所以,安娜·欧的语言失序象征着从父权制社会的逃脱,以及向前语言阶段的回归。由此来看,歇斯底里与女性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女性主义可说是改头换面走向公共政治舞台的歇斯底里,而歇斯底里是存在于个人精神病理学中、缺乏外部联系的女性主义。事实上,流行文化也确实经常给女性主义者扣上“歇斯底里患者”的帽子,讽刺她们发狂了,不再顺从父权制社会的角色安排。

这一时期女性主义有关歇斯底里的观点,主要基于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始具雏形的精神分析理论的研究和批判。女性主义学者发现,虽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创设了新的概念体系来认识歇斯底里,但其对女性身份或人格的揭示似乎又回到了治疗歇斯底里的老路:为解决“阴茎嫉妒”,为寻求缺失的阳具,女性最终还是要结婚生育。这当中暗含着一种父权制、反女性主义和厌女情结的假定,即女性是一种已然被阉割的存在,是破损或缺失的男性,是男性的否定。由此,女性终生欲求一种替代品——孩子,而这只能通过婚育获得。就此而言,结婚生育是“正常”女性人格的主要定义,对这种单向度宿命的拒斥只能通过身体层面的各种异样而无意识地表露出来,它们被社会意识病理化为歇斯底里。

塞西莉·德弗罗指出,作为精神分析的基础,现代歇斯底里的“发明”同时也是现代女性特质的“发明”,是现代医学话语对女人作为养育角色的确证。19世纪末,这种确证发生在工业资本主义僭称为正常和自然的国家结构的背景中:与种族存续相关的优生学兴起来了,颂扬女性在传宗接代中的重要使命;在尝试外出工作的女性和坚持把她们摁在家里的政府以及其他势力间出现了一种紧张关系;反对节育措施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共同行动。德弗罗认为,所有这一切无非是在重申女人是父权制社会里男性的财产。那些无法忍受这种性别角色宿命,拒绝做所谓“正常”女人的人被用新的理论工具来对待——她们是歇斯底里患者。从这个角度讲,19世纪末精神分析这个“新瓶”,装了歇斯底里这种“旧酒”,其用意是在不断觉醒的女性意识开始诉求受教育权、就业权、选举权等大环境中强调她们的生物性宿命,迫使她们做所谓女性“应该”做的事情。

女性主义学者之所以热衷研究歇斯底里,不仅为了指出其社会历史性,揭露19世纪父权制社会的性别压迫及其对不满声音的病理化策略,还为了发扬其中的斗争精神,借助压迫催生的反抗力量来促成压迫的消亡。换句话说,女性主义要颠覆父权制社会,反对将女性看作男性的否定,反对将女性人生价值的来源归为男性,试图打开女性定义或成就自我的广阔空间。德弗罗指出,女性主义事实上是在重新反思西方社会的“主体”概念及其对语言和意义的控制。

时隔近百年,弗洛伊德笔下的歇斯底里女病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换身为激进的女性主义学者、文学批评家、艺术家以及社会活动家,后者把前者看作女英雄,并且要求“成为歇斯底里患者”的权利。在这种以女性主义之名抬高歇斯底里的热诚氛围中,也有一些学者表现得非常冷静。舒瓦尔特即认为歇斯底里和女性主义的现代“婚姻”是“奇怪的”,而那些所谓的女英雄也不过是一些不成事的怪胎和边缘人。因为当不幸和抗议长久地无人理会,当公开表达这些消极情绪非常危险,人们就慢慢变得失控了;社会在他们身上制造的愤怒就转化为身体的异常症状,以至会暴虐成性或者有自杀倾向。因此,对于所有来说,歇斯底里并不是浪漫的理想,而是一种痛苦、扭曲和绝望的表现。较之于这些群体组织起来开展的公开斗争,统治者肯定更乐见在个人层面通过身体症状传达的不满。所以那些歇斯底里患者没有在病床上推动历史进步,相反她们却给女性主义带来了危险。女性主义者真正应该赞誉的女英雄不是那个狂躁不安的歇斯底里病人——安娜·欧,而是从病房走出后开办孤儿院、成立犹太妇女联合会并积极宣扬女权的社会活动家——贝莎·帕彭海姆(安娜·欧的真实姓名)。

无论歇斯底里和女性主义的“婚姻”是浪漫的还是奇怪的,二者的相互纠缠并非偶然。女性主义的第一次浪潮在19世纪末爆发之时,也正是现代歇斯底里在巴黎的萨佩特里尔医院里被夏尔科“科学化”之时。如果说它们都是反抗父权制压迫的形式,那么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也不能没有歇斯底里的身影,因为此时的性别不平等只不过形式更新了,而内容未变。进入21世纪,歇斯底里又出现在学术界和流行文化中。此时,“子宫仍是争取女性权利之地,也仍是为(女性的)身份和意义努力奋斗之地”,女性主义者正在对堕胎、性骚扰、色情产品以及职业女性的生存困境等问题积极发声。歇斯底里不再是“游移的子宫”问题,它是舒瓦尔特所说的“游移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远未消失。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西方道德和政治哲学视阈中的残疾问题研究”(18CZX054)、山东社科规划青年项目“女性主义哲学视野下家庭—工作冲突的产生、实质及解决路径”(18DZXJ01)和山东社科院博士基金项目“当代政治哲学话语中平等理念的多元维度解析”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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